台灣的閱聽眾們對Sandel的印象約莫就是他那門「正義」的熱門通識課、以及由課程內容集結而成的那本書。
Sandel在該門課借用許多假想的道德兩難的討論，試圖導引人們從原則上去思考「何謂正義」。從他的導引方式來看，重點很明顯地並不在於這些道德兩難的解決方案上。Sandel的意圖是，藉由這些難題，催逼出提出解答方案的學生有意或無意中所採取的各種不同的道德原則，透過這樣，將人們的視野從根據日常直覺的道德判斷，導引到根據原則的道德思考，進而催逼出這些道德原則來加以釐清。這是一種所謂「規範倫理學」的討論。
因而也有些閱聽眾不能習慣、或不喜歡這樣的思考途徑，認為「太抽象」、「只是在做空洞的思辨」，他們期待關於道德的討論必須要具體給出對現實決策的答案。然而這樣的期待和批評，往往是沒有能區分何謂「規範倫理學」與「應用倫理學」的結果。
就像是如果不先確立物理學原則，物理學的實際應用便沒有頭緒。反過來說，要解決實際問題，先弄清楚原則問題，往往才能揭露問題的癥結。因為「道德原則」並非是一套死板的讓人參照遵守的規範，而實際上是一套提供新視野並釐清現實問題的觀察角度、以及分析實際問題的邏輯架構。或許類似於二十世紀初中葉的資訊理論發展史所揭露的，原理模式的轉變帶來的就正是應用問題的突破。
（或許人們會問，倫理問題和科學問題是很不同的。這個問題可以另外慢慢討論。在此我願意略為指出兩者相同的面相：現代倫理學蘊藏一個重要基本態度，乃倫理學即作為某種「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這裡的「engineering」並不只是一個譬喻而已。）
一個專業而老辣的哲學家，是不太可能會由於人們直覺式的好惡評斷而失去其論證力量與其態度的正當性的。
該門課程的意圖當然是非常限定的，它並不意圖提供一切對倫理、政治與社會困境乃至於人生價值的答案，這對一門要求組織良好的通識課而言是不可能的。在哲學上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道德和價值問題是往往是很細緻、複雜的、甚至冗長的，我們對此真的需要耐心和細心。
對我而言，劈頭就問說：你能給我什麼答案？這或多或少是一種粗心且傲慢的態度。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很實際的考量」。相反地，我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往往正是這種態度，導致許多問題細節被粗心地忽略、甚至變得難以被解決。因為道德或倫理問題的決斷，並非像是企業問題的決斷。道德與倫理的效率，並不表現在果斷而快速的決策力上，而是在於「精準」。但精準需要時間來分辨、瞄準和射擊。
問這些原則問題，恰恰正是為了能更精準地（或更有效率地）解決問題，而不是純粹為了喜歡思辨或鬥嘴。儘管討論原則並不必然會讓問題變得簡單易決（有時甚至會變得更複雜），而「原則」一旦被確立之後，也經常有被僵化或扭曲的危險；但至少在為了解決問題的層面上，「討論原則」的這個態度都是不可或缺的。
Sandel就其哲學位置而言，約略可以說是一位倫理學上的「社群主義者」。所謂「倫理學的社群主義」，是相對於「倫理學的個體式的自由主義」而言的。後者的名稱往往會讓人從字面來誤解。要注意的是，它並不是強調無限上綱的個體價值，而是指，它在推導道德原則時，預設了「普遍的道德原則」是可以純粹地根據如社會原子般的獨立個體的理性判斷而被確立。
相對地，所謂的「社群主義」則反對上述的預設，而認為倫理道德原則必須通過社群共識而被表達。這當然並不是將道德原則等同於一個社群裡的傳統習慣，而是指，社群共識的作用類似某種「共通語言」或「共通詞彙」，道德原則的討論在使用該「語言」的溝通中方有其意義，它並不能在「個體的獨白」裡被表達。
Sandel的此一立場，也或多或少表露在我所轉貼的這場訪談中。在面對鋪天蓋地的市場機制解消了政經領域中的倫理論述時，Sandel希望建立一個倫理的公民共議機制來作為對市場機制與對不同的「基本教義主張」（例如雷根式的新自由主義等）的抗衡。後者所表達的，約略可以被視為一系列排他性的、不經過共議的「獨白」。市場機制和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排他性的對於「經濟成長指標」的信仰。
因此，它們所帶來的是對社群的分離與割裂：所有社群中藉以整合個體、維繫社會的功能，被排除在市場機制的決策考量之外，且市場機制卻是決定社會走向的唯一規臬。這最終將造成社會解離的災難，最明顯的就是九零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以來，所帶來的貧富差距劇烈化的危機、乃至於台灣人所切身遭遇的「窮忙社會」的危機。Sandel因此批評無論政治上的保守派或中左翼派，都在此一機制下放棄並視倫理考量為過時的累贅，然而這個「累贅」卻始終肩負著社會整合的功能。
（台灣的藍綠政黨，就其政經思維的光譜來看都是極偏保守或偏保守的。且普遍而言，台灣社會公議中偏左的聲音，與歐洲和美國相較，實在少得可憐。這也使得市場機制和新自由主義幾乎成為不經反省的國民基本態度。）
本篇訪談的標題「道德能否戰勝市場」，乍聽起來或許給人一種迂腐的印象。但是，Sandel的關注並非在於老生常談地要大家「修養德行」來抵抗市場機制的專斷、抗衡金權社會的消費風氣。這或多或少是一種避世的犬儒的態度（在此不免批評一下，台灣的某社會意見領袖就經常粗心地把許多結構性的細膩而複雜的問題化約為「德行修養」的問題）。
相反地，Sandel的關懷在於，倫理學的共議機制如何一方面作為已經幾乎無限制的市場的抗衡機制、另一方面作為社群整合與穩定的機制。
然而在這個訪談中，Sandel談論社會解離、以及市場機制的反倫理論述的結構，或許由於訪談形式的限制，無法詳談太多。因為基進的自由市場機制除了是以雷根-柴契爾主義為浮現檯面的契機，但仍有更為基礎的結構性理由。對此結構性理由的討論，可以讓我們釐清市場與社群、倫理的解離、乃至於對「個人」的重塑間的關連。
或許之後有空，我可以嘗試來寫這個主題。若要談這個題材，則我會專注在Zygmunt
Bauman、Richard
Sennett等「偏左」的社會理論家的觀察上，藉以平衡一下我們平常所習慣的「偏右」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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