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童話：書介—德意志之魂

上週我不尋常地到書店裡買了這本不尋常的書："Die deutsche Seele"，《德意志之魂》。去年出版至今已歷九刷，成為明鏡週刊榜上的暢銷書。

 我到書店買書之不尋常，是因為我平常不看紙本，而只讀螢幕。而此書之不尋常，乃是因為它舉重若輕地處理了二戰後德國人最敏感的自我認同的問題。

 德國國民教育中的歷史課，重心一面倒地傾向兩次大戰以及戰後，在精神上是一部反納粹教育的歷史。十九世紀以前、乃至於中世紀的日耳曼史，幾乎不曾在學生的歷史意識中佔有地位。

見鬼者的胡蝶夢

過去三個月，自柏林訪友回家後，便埋首閱讀文獻、撰寫論文，似一場顛倒夢想。在此間，彷彿栩栩然夢為胡蝶，自喻適志，不知人也。

 十月二十一日，驚聞勞先生猝逝。約在此時，也是我諸多文獻大抵讀畢，將之束諸一旁，開始無日無夜、急行軍式地飆寫哲學論文的開始。

同學，你好嗎？

上週與朋友提到台灣反媒體壟斷的運動，我說，只要在台灣被烙上「學生運動」之名，無論其論述之正當與否，所有運動在起跑點上便已輸了一半。因為「學生」是台灣社會中永遠的學徒。無論何人，一旦被以「同學」來稱呼，他就始終被假定是需要訓育、教誨、關愛、以及諄諄期待的對象。

 德國朋友當下可以想像，但或許不能完全體會東亞式的「生徒」的意義。因為在德語中，「大學生/碩士生」（Studenten）與「學生」（Schüler，即高校以下的學生）的區別早在其母語語境中被確定。後者「生徒」的意味，在前者中已淡去不少。且前者已是成年人。

 乃至於「博士生」（Doktoranden）又與「Studenten」有別，其嚴格來說已是獨立學者、而遠非「生徒」。

 與此相對地，在台灣，自幼稚園乃至於博士研究，人人皆享有「該生」之名。只要你尚未「畢業」謀有一職，那麼除了在社會意義上，更是在倫理道德的意義上始終都是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