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系榮譽教授Harvey，是一位著名的人文地理學家、馬克斯主義者與社會理論家。他的研究著眼於以都市地理學的方式分析社會正義，藉以尋找理解與解決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所引發之危機的方案。
透過這場演講（The Neoliberal City, 2007 in Dickinson College），Harvey旨在回答一個問題：過去的150年以來，資本主義如何形塑了現代的都市規劃，使之為其目的而服務，並且這如何演變成當今新自由主義下的都市形貌？具體來看，即是：如何去理解當今大都市中極端的貧富隔離的不平等現象？
首先，Harvey用簡短的幾句話指出什麼是資本邏輯的本質：當你賺到一筆錢，你首先考量的並不是如何花費，而是重新將它投資，讓你賺更多錢。這樣的邏輯要求一個能消化資本的環境、以便使之能順暢流動。一旦金融流動受滯，那麼就會造成資本的崩散，亦即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經濟危機。
在這樣的觀點下，現代都市被視為一具具龐大的、用來消化資本並吸收獲利的機制：它們依靠消化資本，從鄉村聚集了勞力，進而透過這些勞力吸取獲利。人口的聚集帶來了大規模社會福利的需求，例如醫護、衛生、教育等等，並且也帶來了社會正義與平等的問題。
Harvey回溯到1848年法國巴黎的革命，指出那是當時的巴黎都市設計吸納資本飽和的結果，引發失業與工潮，終至工人起義。隨後乃至於拿破崙三世即位，宣告要通暢資本、穩定政經局面，命人重新規劃巴黎，首次將一個都市作為吸納資本的整體來重構，並引入了債務系統來支持都市的重建，以確保資本消化與金融流動。終而在1868年爆發了債務系統的危機，乃至於隨著普法戰爭的失敗，透過1871年的革命摧毀了巴黎城市運作的機制。
這個機制的特徵在於，為了消化資本與滿足隨之所起的就業需求，需要透過大量的建設；而這些建設則是透過對銀行舉債來進行。此一債務系統形成了一個迴圈：資本由銀行流出、為其創造滿足其需求的機制，最後吸納更多資本，以利息和償還的形式回歸銀行。而一個現代都市也在此過程中因應資本的需求而不斷被重構。
此一資本的需求真正獲得完滿的解決方案，始於二次大戰。在戰時，巨大的戰爭市場大大地滿足了資本流動的需要：這幾乎形成了一個國家化的經濟體（或許可以想想當前的南韓三星集團）。二戰結束後，在外部政治上所面臨的是嚴峻的冷戰問題，然而在資本主義的內部所面臨的，卻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透過戰時經濟體被積累出來的、史無前例的龐大資本量，要如何被消化以免於資本崩潰？
這個龐大的需求，結合了冷戰模式中的「大政府」、「大資本」，引發美國國內（此時美國已成為全球資本流動中心）各都市一連串重新規劃、以及巨大公共建設，也重塑至今我們所熟悉的「都市生活」的樣態與社會潮流。美國同時也成為吸收資本、並且解決全球各地資本問題的權力中心。
當前的這種以資本需求下的都市生活的重構過程為中心，進而影響並決定他國資本問題的例子，最明顯的莫過於消化了世界約50%資本的中國；例如智利、巴西與澳大利亞的經濟榮景，都建立在中國市場對其原料的需求上。
這種都市生活的重構，不只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我們周遭的每一個都會裡：吸納大型融資的公共建設、資本流入少數的區塊、貧富隔離越來越嚴重。我們必須先去瞭解其背後運作的動力結構，才能去解決這些問題。
這要再次回溯到戰後美國都市重構過程來考察。該過程在60年代遭遇瓶頸，由於都更規劃以資本流動為目的，並非出於滿足市民需求，因而造成傳統都市生活崩壞、社群解離，且都更結果無助於改善公眾福祉。這引發了所謂「都市危機」（the
urban
crisis），帶來了各地的暴動。（與此一都市生活崩解的危機伴隨出現的，還例如有六八學潮、反都市的環保運動、女性主義、人權運動如馬丁路德金恩、乃至於所謂「存在主義」思潮等等。）
聯邦政府解決此次「都市危機」的方式，則仍是透過更大型的公共建設計畫創造就業市場與資本流動。然而，這個方案卻嚴重破壞了都市的核心，這個情況在紐約最為明顯：
由於交通運輸能力的提升，紐約開始出現了「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n）的發展：工廠外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區，相應於此就業的結構的轉變，紐約開始將資本投入公眾服務業，亦即以醫藥、家務、清潔、教育、運輸等等方面的工作來取代工廠工作。這個解決方案到了1973年因越戰資金短缺而劃上休止符。伴隨著金融市場的崩潰，紐約的都市系統開始失能，無法繼續吸收資本、而造成大量失業，因而只能靠借貸來繼續都市運作。
1975年，投資銀行團決定不再借貸給紐約市政府：它們認為紐約市已不再能繼續支付公眾服務業的薪水、無法維持基本的公眾服務、乃至於無力償債。當時紐約市政府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預算、且仍然具有吸引巨大國際資金的能力，但為何投資銀行團做出此一最後讓市政府宣告破產的決定？
Harvey指出，除了經濟層面之外，更有其政治因素：銀行團不願見到在紐約市的治理方式下，逐漸成形的工會聯盟、黑人勢力、以及社群組織。銀行團希望依照其需求來支配該城市的運作，在迫使紐約市政府破產後，銀行團藉由壟斷了資本來架空民選市政府的預算權。自此，紐約市的稅收，絕大部分就被用來償還銀行利息，而剩餘的小部分才用來做公共服務。公共服務預算因而遭受到大幅縮減，這除了無利於市民福祉外，更確保了市民力量無法透過公共服務業中健全的工會聯盟或社群組織而成形。
銀行團藉由這樣「馴服」紐約市，摧毀了其公共服務的功能，並且進一步使之成為為其量身打造金融環境的機制，使之被重構為對資本「開放的」、「自由的」環境。
隨後，紐約投資銀行團藉著1975年的石油危機，與中東產油諸國達成協議，最後使得產油國聚集的巨額資本以美金的形式透過紐約銀行團重新注入紐約市。石油危機反而進一步確保了紐約作為全球資本核心的地位，並透過借債給不同國家而取得控制各國經濟的權力（Harvey引用一位銀行家的主張：借錢給國家吧！國家是沒辦法走路的。）又為了確保銀行團不致遭受倒債的損失，聯邦政府還再投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納稅人的稅收在市府層級被銀行團吸收了一大部分，在聯邦政府層級又投入了稅收以保證銀行團能夠健全地繼續吸取稅收。
在獲得財政支持之外，投資銀行團更著手於重新規劃紐約市，使之能為其產業服務與吸納資本進駐：紐約市應該成為觀光中心、消費中心、文化中心。因此開始了「都市行銷」的政策，一方面用來遮蓋人們對紐約都市功能之實質崩解的印象，另一方面則透過「都市全球化」、「都市競爭力」的想像來催促資本的吸納。
為了行銷城市，必須重新投入市政資源、重點性地為商務人士提供公共服務。這些資源被分散地投入到幾個區域中，讓整體都市結構被扯裂，形成點狀而破碎的都市：人們有了曼哈頓的華爾街與布魯克林的貧民窟。因此，此一都市重構的過程也反映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關鍵面：不只關於市府財政上的、也還關於創造商務優位環境。新自由化的城市重組過程，給予了高收入商務優位：無法支付開銷者，無權進住。
整個城市便完成了從市民之手讓渡給銀行財團的過程，我們生活在都市中，是依照財團的需要與設計來決定我們的生活方式的。
Harvey最後做出簡短的結論：如果我們還想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想掌握自己的幸福，必須改變此局面。而要改變此一局面則必須先意識到問題：現今有許多反省與對抗此一潮流的社會運動，我們必需先思考自己與這些社運間的關係，清楚意識到對我們的任務，而不是一如過去150年那樣，被此一過程潮流所驅引。只有透過這樣來重構我們生活的城市，才能解決這整個由消化資本循環之機制所引發的巨大問題。
這場演講發表於2007年，隔年便爆發由投資銀行團所引發的、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2010年Harvey於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談話節目Hardtalk受訪時，曾表示，雖不意外，但沒料到來得這麼快。結尾時，Harvey指出，資本主義不是一無是處，它確實曾經創造了人類的福祉，但是當前的現實是：它早已脫離軌道、無法正常地為人們的福祉而運作了，它成為了破壞力極強的機制；想像20年後，它只會更加膨脹、而沒有人會希望生活在充滿不公義的世界裡。面對主持人批判地質疑這種情況是否無法改變時，Harvey引了一個朋友的話來回應：「我能夠想像世界末日，但卻不能想像資本主義消滅。」但是，他指出，只有我們都以為無法改變、沒有新的可能性時，資本主義才會真的繼續下去。
後註：想想最近台灣所發生的情況：一方面都市更新問題、罷工問題、公共服務條件（例如醫護工作環境）都日趨惡化，另一方面則在過去高喊「亞太金融中心」、現在又高喊「都市競爭力」的政策邏輯（乃至於有某市「腳踏四都」的形象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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