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不是那麼生冷的方式來說明「哲學」是什麼，往往是很困難的。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文章，已經是重寫四次的結果了。在這篇文章背後，有著將近一萬字的文稿被棄置。
因為「哲學」除了涉及一些不尋常的研究對象、以及一言難盡的研究方法之外，最關鍵的還在於，其涉及到一種特殊的思考與生活態度，它讓從事哲學研究的人或多或少都顯出一種與人不同的氣質，無論是就正面或負面意義而言的。
在人類知識領域中，很少有一門學科是如此深入地牽涉到個人生命特質的。雖然從事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往往能發展出不同個性特徵，例如數理學家的精細、法學家的嚴謹、手工藝家的專注、藝術家的敏銳等等；但哲學影響一個人的程度，卻經常是在一種更全面、更基礎的層次上，乃至於讓其他人感到陌生、無以理解、不適、甚至不正常。
哲學之所以帶著這種特徵的理由，能追溯到它誕生之初：因為「哲學」原初並非指一種「學問」，而是指一種特別的「態度」。
「哲學」（philosophía）這個詞就字面意義而言是指「與智慧為友」或「愛好智慧」。它大約是在西元前六世紀的古希臘文獻中開始被提及的。最開始是以形容詞和動詞的形式出現，用來形容一個人「愛好智慧」的態度（philósopos）、以及該態度所表現出來的舉止（philosophẽin）。
當時「愛好XX」（philo-xx）這類的詞有很多，例如「愛吃」、「愛好財富」、「愛好名譽」或「愛好學習」。我們也許還可以用「嗜XX」的表達來翻譯，這突顯了它們都是源於個人性格的驅力，其驅使人們去追求不同的對象、並且獲得滿足。
這樣的滿足，首先並不是關連到維持生命所必需的理由，例如嗜吃的人不只是想填飽肚子而已、嗜財的人也並非只以圖生計為滿足——他們都是為了「吃」與「財」本身而去追求之，溫飽生計只是附帶的結果。乃至於有「愛群眾」（民之友）、「愛宮廷」（王之友）、「愛名譽」這些對更接近於「理念」與「傾向」的性格驅力的表達，更與生計無關。（如果有人是為了追求政治利益的目的才愛群眾、愛宮廷、愛名譽，則他應該被稱為「愛利益」或「愛權力」。）
這些「嗜好」、「傾向」或「興致」，決定了個人在生物性特徵之外、其之所以成為該個人的理由，而不同個人的生命基調也才被突顯出來。
「愛智慧」也是人的性格驅力或生命基調的表達。但它卻是很特別的，因為：什麼是「智慧」（sophía）呢？
「智慧」在古希臘傳統的語境裡，並不如在我們的時代這樣顯得語意含混、模稜兩可、甚至高深莫測，它清楚地意指對下述三方面的掌握：
（1）技術性的熟練：例如軍事、手工藝、農耕生產等等。
（2）知性的知識：例如曆算、氣象天文（航海學）、幾何學（測量學）等等。
（3）為政的技術：例如對律法民俗的掌握、公正待人處事、善理公務等等。
總體來說，「智慧」所廣泛涉及的是人在城邦文明中，各方面的的成就與教養，我們可以概略地說那是廣義的「文化教養」，透過此一教養，一個人便表現出全面性的練達與聰慧。
因而當時的文化典範即是所謂「智者」（sopoí）；能成為智者的人，即是那些以「愛好智慧」為生命基調的人，他們對人自身的教養有著強烈而純粹的興致。「愛好智慧」的原初意涵與「愛好學習」和對自我「教養／教育」（paideía）的追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並且最後以「博學多聞」（polymátheia）為理想。
「愛好智慧」一詞最早出現在流傳的文獻中，是用來描述傳統希臘「七智者」之一的索隆（Solon，生卒年約為638~558
v.
C.）。索隆是大哲學家普拉痛（Platon）的家族先祖，在他的時代，雅典城邦因為貧富差距過大，造成階級分裂的衝突。為了避免社會崩解，人們共同推舉了索隆，為雅典重新立法、並且重新分配財產。由此可見索隆的聲望與被賦予的權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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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n |
索隆完成他的政治任務後，為了避免日後不同的利益階級對他施壓、要求他修改法律，便離開雅典、四處觀覽雲遊。在當時史書的描述裡，從政治舞台退隱下來的索隆，其雲遊別無政商目的，單純只是為了滿足增廣見聞的興致。此一只是為了「觀覽」〔theoría，此即「理論」（Theorie
/ theory）一詞的字源由來〕的興致，乃被讚為「愛好智慧的」。
既然「愛好智慧」是對自我教養的興致，而教養所要形塑的，即是人的「才能／品德」（aretē），那麼伴隨著對「愛好智慧」的關注而來的，就是對什麼是人的「才能／品德」的想像。
（註：希臘文aretē的意涵很廣，包含了漢語中的「好」、「善」、「專」、「擅」、「能」、「才」、「德」等意涵。為了行文方便，下文以後，我不得已用「品德」來翻譯這個詞。讀者應注意，它不僅僅只有人品道德上的意涵而已。）
當希臘文明進入西元前五世紀時，在阿提卡地區（Attika，亦即以雅典為代表的政經文化核心區）因為經濟的擴張，而出現了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有錢有勢的公民變多了，政治權力便由原先貴族壟斷的局面，普遍地開放給城邦中擁有財產的公民。
隨著政治權力的開放，原先屬於貴族階級的「愛好智慧」的教養傳統，也成為了開放的文化資產。這也因應了當時政治社會的需求：在古希臘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下，個別的公民必需靠自己來爭取自己的權力與利益，例如取得眾所矚目的成就、在集會中宣傳自己、甚至在法庭上也需要靠自己為自己辯護（當時並無委託律師制），諸如此類等等。
要在這樣的社會中出人頭地，都需要一種特別的教養——必須成為一個「好的」、「有用的」，換言之即是「有品德的」人。因而，愛好智慧的活動，或曰「哲學活動」，便在諸城邦中普及，而圍繞在對「政治的品德」之教養的關注上。
「哲學活動」吸引了大量年輕人趨之若鶩，熱烈討論智識教養的問題，追求文化素養與社會成就。對此，開創雅典輝煌的民主時代的政治英雄佩里克列司（Perikles，生卒年約490~429
v. C.）自豪地說：「我們愛好視覺上的美，我們亦愛好智慧（philosophoũmen），毫不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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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kles |
哲學活動是以對話的方式來進行的。相邀三五友人到家裡一敘，然後進行討論，例如以「什麼是品德」、「品德可以傳授嗎」為題，彼此主張見解、互相詰難。哲學活動在本質上便成為一種表述、主張和論辯的活動。
由於當時政治與社會的需求，一個人對論辯的技巧掌握得越好，他的主張便能壓倒對手，他本身也因而會被視為更知道如何教養、更有智慧、更有品德的，因而獲得聲望。並且，這種論辯的技巧也能為他帶來很直接的現實利益：他能在政治主張上壓倒對手、在法庭上取得勝訴。
「雄辯術」（hrētoreía，或譯「修辭術」）這門學問便因應這種需求而生。然而，這也是「愛好智慧」這個活動與人們追求自身教養之驅力開始變質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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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才無礙的政治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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