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爆發至今已歷四年，歐元區各國的焦頭爛額，表達了在規模與程度上都是史無前例的、政治權力喪失其傳統力量的危機。
不同於美國與中國這一舊一新的對屈就資本權力適應良好的政治權力，以「社會國家」為傳統政經架構的歐盟諸國，其政治權力與社會整合、社會分配的機制彼此纏結得過深、以致於在由資金與資訊的流動性所定義的「全球化」的市場驅力下，顯得綁手綁腳、而有礙於所謂市場邏輯的運作；這些機制也是面臨市場邏輯所夾帶的權力時，首當其衝的對象。
歐債危機所表達的，遠遠不只是金融危機。其本質上更是政治與社會的危機：那是一場地域性的諸國家組織共同面對全球性的市場權力之間的「巨人之戰」。只是兩者並非勢均力敵，前者在面對後者時，顯得如此無力和渺小。
國家組織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其決策力與影響力被一個跨越國界的、看不見的市場權力所淘空，其政治邏輯進而被市場邏輯所取代，乃至於國家權力在傳統上所支配的組織性的力量，例如行政權、警察權、區域經濟等等，最後形同被強迫為一元的資本權力與市場服務。這種情況，彷彿一個人的肉體還存在，但是他的腦袋卻已經被生化病毒所感染而被支配，當一個政治權力與其組織被外來的「全球化病毒」所感染時，我們就可以說，這是一個「喪屍化」的過程。喪屍只會粗暴地吃人、並繼續感染別人。
在傳統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想像裡，資本和市場有別於那些需要被細心管控的政治權力，它們所表達的是追求「福祉」的「自由」。但是他們卻選擇忽略了一個事實：資本和市場更能是一種新的權力，一種足以與政治匹敵、甚至能超越其上的一元權力。
而當前的我們，已經見證了這個權力演變成一隻幾乎無法控制的、甚至能感染其它權力的巨獸。如果霍布斯（Thomas
Hobbes）還活著而能見證，那麼他筆下擁有至高權力的「巨靈」（Leviathan）就不會再以人形的姿態出現來描寫國家權力，而將會以一種未知的、扭曲的異形來描寫市場權力。
在此一處境下，有著社會民主黨傾向的三位德國學者，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與哲學家Julian
Nida-Rümelin和經濟學家Peter
Bofinger，為了回應社民黨黨魁的政策諮詢，於上週共同發表了一篇政治呼籲，要求德國政府不該再以假象政策自欺，並且應該在整合歐盟公民力量與社會的前提上，建立歐盟的憲政機制，使得政治組織能夠追捕到並控制市場權力。
文章中指出，德國政府一系列紓困方案的失敗在於診斷上的錯誤。首先，這場大規模的危機既非歐元危機、也非債務危機，而是歐元區的個別國家在缺乏對共同貨幣的組織性保障的情況下，所導致的再融資危機。然而德國政府卻將之視為幾個國家自身財政度支的問題，要求債務國緊縮財政支出，讓其失業率更加攀升，而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的斷裂加大，進而發展成歐元甚至歐盟的存亡危機。
解決危機的策略應該著眼於：面對跨國市場的權力，重新取回政治的活動力，而共同建立對財務、經濟與社會政策的組織性的確保。據此，文章呼籲建立一個「社會式的歐洲」（soziales
Europa），這個願景只能透過政治整合的過程，去扭轉當前正在發生的由「社會國家式的公民民主」轉變為「無異議之市場的假民主」的局勢。
歐盟國家的政府不該再掩瞞真相，而繼續將問題置於個別國家主權的層級來考量，否則將繼續淘空歐盟民主的根基。只有透過在憲政機制上讓歐盟公民共同政治參與，並藉此共同控制市場力量，才能將他們在國家層級上被市場剝奪走的政治權力、於歐盟的層級上重新贏取回來。
此一解決問題的策略，指向一個超越國家層級之民主的憲政想像，其能開放共同理政，卻不以聯邦國家的形式出現。文章主張，在此一想像下的成員，他既是以「公民」身份參與聯盟的「直接」成員、又是以「民族」身份參與的「間接」成員。
歐債危機是資本主義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由銀行所引發、卻只能由不同國家的納稅人來承擔解決的案例。在公民中引發的對不公義的憤怒與無力感，這必須透過一個自我賦予權力的政治策略來解決。
文章最後總結指出，一方面面對當前世界權力東移（至中國）的局面，另一方面面臨歐洲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衰退，歐洲人必須學習到，其社會國家的模式與其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只能透過政治統合的方式來共同地貫徹。放棄歐洲統合，毋寧是讓歐洲告別世界歷史。
我們暫且不論上述這個呼籲歐洲公民透過跨國的民主平台進行溝通整合的方案（這個帶著典型哈伯瑪斯個人色彩的方案），其是否蘊含了某些特定的預設、其如何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透過政治組織性地控制金融市場、進而面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取回公民政治與國家政治的力量；無論上述問題的答案為何，這篇文章都正面而清楚地診斷了前文所謂全球化潮流下的「政治權力的喪屍化」危機，並以歐債為契機，指出其對治方案：重建政治與社會組織的抗衡力量，藉以維持公民參與以及兼顧社會分配正義。
這場在全球發生的「喪屍化」危機所涉及的不只是政治權力被淘空與國家機器被「附身」，它更涉及伴隨著政治組織的破壞與失能所導致的公民權力剝奪、與社會正義失衡。
在台灣，這些情況也早已白熱化。我們說政府被財團把持、而財團則被對岸的市場力量把持。並且，在本來就沒有什麼堅實的社會整合分配與公民參與機制的情況下，不加深慮地一頭栽入「全球化」，情願被跨國市場力量牽著走，以之為為了生計所不得不走的路，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考量在政治權力、社會權利與社會倫理上被淘空的嚴重性，而其展現為一系列表面上彼此只是鬆散地相關的問題：中國（其實是由市場力量所順勢夾帶的）政治力量的滲入、嚴重的勞工問題、對弱勢的經濟剝奪、地方產業的萎縮、地方生態的失衡、貧富差距加大、就業倫理講求對「個人能力」的要求與對「人才缺乏」的感嘆、不知所云的「文創產業」之妄想、政治上的無力感與冷感、公民力量無法聚焦......等等。
這一連串問題，都指向一種要求高度流動性、乃至於始終帶著個人無力與不確定感的局面。而這種局面，正是傳統上多少能有效運作的經濟與社會機制，被跨國市場的巨大權力所扯裂而導致的症狀。
在上述提到的文章裡，我們看到歐洲的哲學家與經濟學家正面地面對這項嚴峻的危機，試圖對公民與執政當局釐清問題、並提出治本方案。然而在台灣，雖然在全球化問題下我們的處境當然與歐盟大有差異，但是在我們的周遭還是很少能聽到類似這樣的診斷問題、處理問題的角度。
我們的公民意見總是糾結膠著於個別問題上的內耗，卻看不見大局的走向；並且經常倒果為因，以為某些尾端現象就是大局的趨勢，高唱「創意」與「全球化」就是很好的例子。（為什麼「創意」也和這條有關呢？因為它是跨國資本的高速流動下所造成的職業倫理要求。之後我會另寫文章論述之。）
我們對政府表面上的無能與事實上的粗暴不必感到過於驚訝與不解，因為它早已成為一具喪屍。
**上述哈伯瑪斯等人的文章，可在下面網頁找到；此為德國社民黨網站裡的報導，報導下方另有全文PDF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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