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失語史 1986~2002

⊙從「請說國語」到幼幼台的全民亂講

我有個在某方面來說可以稱得上「難得」的經歷，這是我的同輩們所少有的：身為一個六年級末段班的人，我在小一時莫名其妙地趕上了「請說國語運動」的餘緒。

這個運動通常要是至少大我一輪的前人先烈們才有幸能恭逢其盛，以致於在我們這一輩變成只能發生在叔叔阿姨青澀少年時的傳聞和笑話。但我們的小學或許是礙著在葫蘆墩也稱得上是睥睨一方之名校的菜市場口碑，竟然就這樣把這個KMT都已經開始不必再搭理的國民運動，剎有其事地堅持到中華民國七十五年。校方向縣府高層忠心獻功之熱誠，倒也難能可貴。

只是後來上了中學和大學，向同儕提起這個經歷，對他們來說是難以置信的，正像是一個過氣笑話裡的苦主，竟然以真人的姿態出現在他們周遭一樣；我年少心靈遭受到羞恥感的重創，也約莫就像在2012年的校園裡穿著AB褲、梳起中分頭然後拉腔忘情唱著《紅蜻蜓》所會遭受的那樣。（差別只是，那個看似不真實的過氣笑話，是真實地讓我們這一輩以後都不太會講「方言」了，而草蜢和小虎隊則早已成為虛浮的昨日泡沫。）

當然，時至民國七十五年的末代「請說國語運動」，已沒了早年的霸戾之氣。掛狗牌遊街示眾之類的罰則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愛的教育」原則下的愛心小叮嚀：老師在牆上做了一張標有全班同學座號的表格，被抓到說一次「方言」，就要記上一槓。

至於累積多少槓會對應到什麼處罰，當時我們那位在學校講國語、和我媽媽講話時卻會用「方言」的班導師，則是很技巧性地沒有明確規定。至今回想，我仍然對老師帶著幾分感念，這是屬於那個時代的一種寬厚。

不過小朋友當然還沒有長大到能夠理解這樣的寬厚。當時的我們，或多或少都仍帶著天真正直的榮譽感：會用台灣國語的腔調（或許還是偶有台北人會嘲笑的「台中腔」），去警告班上調皮活潑、吊而啷當的同學：「讓我抓到你說『方言』的話，哩丟哉死！」

我因為個頭高，又長得一副模範生的樣子（只適用幼稚園和小學低年級的時期），所以我是班長。班長要負責糾舉班上同學說方言，並且掌管牆壁上貼的那張其實沒什麼效力的生死簿。因為我從小就是個富有正義感的小朋友，例如會跟弟弟躲在家裡一起背後說附近野孩子的壞話，所以在班導師的器重之下，自然便不遺餘力地推行「請說國語運動」，下課時一邊和小朋友玩作堆、一邊還能代天巡狩訪察民情。

學期剛開始時，業績做得最好，但小朋友畢竟還是會學巧，所以越往後來，就越難抓到當場說「方言」的現行犯了。同時，班上也開始發展了共犯包庇、關說免罪等等風俗民情，就像所有被施行「以夷治夷」政策的社會裡所必定會發展的那樣。

當然我自己是絕不說「方言」的，或應該說，在學校裡是絕對不敢說的。因此在生死簿上我保持著清白的身家紀錄。那時候當然不能理解為什麼在學校不能說、事實上在家裡卻能說的這回事。

直到有一次朝會，小朋友要先在教室門口排好路隊，再依序走到操場集合；當時有個同學漫不經心地漏出了一句「方言」，被我耳尖聽到了，頓時見獵心喜、得意忘形，興奮地指著他大喊：「呴～哩工台語，哩慘嘛！哩慘嘛！」

然後全班都同時轉頭過來望著我。於是生死簿上我就終於得到了那唯一的、眾望所歸的一槓。

這場「請說國語運動」其實只推行了一個學期，也就是我剛踏入小學的那充滿愛、勇氣、希望以及顫慄（因為第一學期被迫要打很多預防針）的那半年。不過在這剛起步短短的一學期內，小朋友就已開始學習對公共政策的公民議論：我們會就實際執行面上，去仔細研究政策的細節。其中論辯最為激烈的，就是「什麼是『方言』（或台語）」的判定標準了。

案例一：「呴～」作為一個經常被連結在「方言」上的發語詞，算不算是「方言」？經過幼幼公民的反覆審議，決定它不算「方言」。因為「呴～」也可以用來當作「國語」的發語詞，所以「呴～」不算「方言」也是很合邏輯的。（其實上述論證是個「循環論證」。）

案例二：那麼「幹！」算不算「方言」呢？這是個遊走於政令法條邊緣的案例，也造成很多起冤案，因為它容許很寬廣的詮釋空間。由於台語和國語的唸音一致，嫌疑者便可以在犯後辯稱自己是以「說國語」的姿態說出這詞的，而糾舉者則可以指證歷歷：他明明就是一副「想說台語貌」。這種爭論約莫就類似像老蔣時代要將嫌疑者以「腹毀元首（在肚子裡罵老蔣）」定罪時的爭辯（在老蔣時代當然是不容爭辯的，這只是舉例類比而已）。不過，「幹！」是一句「壞話」這件事倒是沒人管；因為遊戲規則是容許說壞話、不容許說「方言」的。

這場公民辯論在我們班上風行了一時，在進入下學期時，卻悄悄地不了了之。我也記不起當時老師有沒有宣布「請說國語運動」已經申報結案了，總之它就在我的記憶裡突然終結了。

剛升上二年級的暑假，有一天電視新聞便出現了「解嚴」這個名詞。幾個月以後，朝會的升旗典禮就降了半旗。我新鮮地看了幾天旗子彷彿卡著竿子拉不上去的尷尬景色。

圍繞著說話語言所正要萌生的問題，在我身上隨即也暫緩沉息了幾年。或者應該說，儘管幼小時經歷過「請說國語運動」，我仍並不能理解那會成為一個問題。因為說台語和說國語，對我來說無論在哪個方面，哪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說話就說話，哪有什麼問題呢？

⊙從台灣國語到「文創腔」

在大約國小四年級還是五年級的那一年，有一次我拿錄音機玩，用它來錄下自己的聲音，才赫然意識到，原來我講的「國語」，和電視裡新聞播報員與戲劇節目的配音是如此地不同。

那是我至今所記得的，對自己的聲音最早有自覺的一刻。從那時候開始，我對自己的聲音有一種莫名的厭惡感。理由除了是錄音裡的聲音根據科學理由、本來就會和自己平時所聽到的不同之外，還是因為，我頓時覺得錄音機所錄下的腔調，竟也是如此地「沒水準」——那是早已充滿於我生命史周遭的、早已熟悉到不會去特別意識到的腔調，「台灣國語」。

後來，出於上述理由，我再不敢聽自己的聲音了。因此我當然也不肯錄下自己的聲音。就連小學五六年級時去上英文班，回家作業都要錄下自己唸英文，我都有很大的排斥感：即使是聽這樣的聲音講英文我也不願意。

很怪異地，老式錄音機上標著紅點的錄音鍵，對我而言，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也隱喻了某種紅色的禁忌。

當然，那時候我並不會明白，我其實已經正在向我的家人們進行一種發生在語言範疇裡的告別了。它發生地如此地早，早在我還不能真正理解何謂「語言」之前；也發生地如此劇烈，而遠遠大於當我日後學了英語、德語、希臘語之後，在與家人的語言生活世界之間所帶來的鴻溝。

爸爸媽媽在家都說台語，面對他們，我尚且能習慣地以國語對答。小學五年級時，有一天我聽了老師上課講論的內容，回家用國語問爸爸：「爸，你是國民黨的嗎？」爸爸漫不經心地回答：「我咁有架衰係國民黨A？」我隨即義憤填膺地大喊：「那你就是民進黨的，該殺！該殺！」然後我爸就囧了。

而面對阿公阿嬤，我自覺講國語彆扭，逼自己得講台語，但卻因此讓日漸破損荒廢的台語成為我無法坦然說話的理由。我是家裡長孫，阿公從小疼溺我如至寶，阿嬤曾罵他：要是恁孫愛天頂A月亮，哩完哪嘛A去挽！但到他晚年，我卻已幾乎不再能跟他說話，直到他離開前，我只能在台中榮總的病床前生澀而短促地叫一聲阿公你有卡好否？他緩緩地點頭。

那就是我跟阿公說的最後一句話。

現在我與阿嬤之間，也只剩下婆孫間簡短的打屁。

爸媽有幾次笑我講台語有種「老芋仔」腔，我聽了，只回說：喔。然後便沈默地感到不堪。

與此相對地，關於爸媽講國語的腔調，我卻仍渾然不覺。直到高中畢業後到台北讀大學，第一次聽北部的同學提到「你們『台中腔』」。剛開始我是一頭霧水：哪有什麼「台中腔」？從來沒聽過！結果原來是我自己「雲深不知處」。之後在台北生活的日子一久，回家時，竟然能從爸爸媽媽、姑姑舅舅的口裡，啞然失笑地聽辨出了所謂「台中腔」。那是一種在說一句話時，好像在拉提琴一樣拉高揚抑的說話方式。

開始能聽辨出爸媽的台中腔的那時候，大約也正好是我對豐原家裡的空間和擺設，突然感到過於鮮明而不真實、並開始察覺到有種敏感的隔閡的時候。

這當然是大學時代的後話了。在中學時代的我，雖然不敢聽自己的聲音，但說話打屁還是很無牽無掛的，在家裡的生活當然也自在。

在高二的那年，我國中的導師聽聞了我日後想讀新聞系（我國高中都在同一個中學裡讀），有一天中午約了我去導師辦公室裡，給了我一些建議。最明確而直接的就是，她指出我講話有台灣國語腔，而想讀新聞系最好要字正腔圓。事實上那是個很大的錯愕，不過對當時的我而言，它更是導師貼心的建議、以及我所要克服的挑戰。

在之前的國中時期，我是個表面看起來有「好學生」的模樣、其實油腔滑調的小屁孩，因此就常擔任班上參加校內演講比賽的烈士。我不像別班參賽代表那樣小大人地擺出一副民族未來希望貌，就只是靠著打屁、開玩笑、遊走在諷刺校方的邊緣——這個以《中庸》、《大學》的高明境界入校歌辭的、並且念茲在茲地努力維護升學口碑和塑造品牌自我認同感的學校——逗得評審觀眾鼓掌爆笑、同時也讓導師捏把冷汗。最後如眾所期待地，領著便當和參加獎回到班上。倒也有了一番對自己說話能力的自信。

被深愛自己的導師語重心長地揭出了自從聽到自己的錄音起、潛伏了數年的台灣國語腔的「心理瘡疤」，也因此是一個自信上深重的打擊。

那時候坊間還常見到一種補習班叫「正音班」，導師建議我去上。我當然不可能拉下臉去報名（我只是路上經過時有望一下廣告招牌而已），於是便開始進行自我訓練：憑著自己的想像，土法煉鋼式地來糾正自己的發音；例如刻意捲舌、但又捲得不徹底等等（所以我念「是」這個音很奇怪，聽起來像舌頭抽筋一樣）。

只是沒料到，這種「自我糾正」的機制日後如此深入到我的腦袋裡，十幾年來竟演變成以病毒的姿態常駐在語言區塊中，讓我的說話能力幾乎支離瓦解，間接地造成了現在的慘況。這是後話了，先略表不提。

為了字正腔圓，我自己訓練自己說話，乃發展出我個人獨特的說話腔調。這大概算是我糊里糊塗地走在時代風潮之先、生平所從事的第一件「文創活動」。

這個文創活動的具體成果，就是到新聞系大一的迎新會上，站起來自我介紹時，被問是不是來自新加坡的僑生。

不過，很畸形地，當時我被這麼一問，雖然嘴裡連忙澄清，心裡其實是暗自開心的，因為至少已不再是台灣國語，而且還有梗、有亮點，符合文創性質，有種又酷又萌的感覺。沒字正腔圓，至少還可以應景去當駐東南亞記者。

唯一悲劇的只是：我後來發現新聞系事實上並不要求字正腔圓這回事，而且我讀到一半就轉去哲學系了。關於字正腔圓單純是誤會一場；然而關於如何與自己的「腔調」相處，依舊是個揮之不去的問題。

讓我獨步全球的新加坡台中文創腔又再遭逢徹底變化的契機，則是進入了戲劇社，接演了劇情發生在中國清末民初的劇本、還有更早的古裝劇、乃至於說相聲等等。當時為了要符合演員的專業，把表坊的相聲反覆聽習；乃至於有一回做《暗戀桃花源》公演，我租了電影錄影帶，看了數十遍，把李立群、顧寶明和金士傑的腔調神情舉態幾乎都給拷貝下來了。有一陣子，開始有人對我「讚嘆」說：你講話好「字正腔圓」，「好像外省／大陸人」。

當然這只是「好像」而已，事實上，我與自己說話腔調之間的關係，已經走火入魔，它幾乎被扭曲成四海華人的大雜膾。儘管如此，它其實還牽扯不上什麼文化立場、認同角度的問題。在日常生活裡，就如同一般人所想的那樣，說話就說話，哪有什麼問題？這所造成的對生活的實質影響極少——除了回家時。

放假時從台北返家，我不敢用這種詭異的腔調跟家人講話；但是卻也同樣沒辦法再自然而然地用台灣國語或「台中腔」來說話了。沒辦法自然，就只好做作：我不得不小心翼翼，時時克制和調整自己的語腔和用詞，讓它「比較像是」我小時候在家裡說的那樣。

久而久之，我便把這種小心翼翼內化成反射動作，在台中親人與台北朋友間反覆地切換腔調模式。但如果家人和朋友同時出現在我面前，那我就尷尬地當機了。

也因此，我的爸媽自從我十九歲上台北後，就在一個很根本的意義上失去了認識兒子的權限。我讓我十九歲前的殘影，憑藉著仿製出來的兒時腔調，留在他們身邊。然後我只能默然走遠。

於是我慢慢認真地覺得，這個世界對我影響最深、支配我最深的方式，就是透過說話腔調的滲透了。這讓我對世界的反應變得小心做作，同時也在一種幾近病態的自覺下，時時強迫自己從自己抽離，在挑剔自己的腔調和用詞中自我糾結。最後變得對所有腔調都過敏，然後討厭自己。

這樣的自己，在某方面來說，好像也可以被視為對我這一整代人處境的某種呼應。六年級末段、七年級前段的我們這輩，是永遠處於「過渡」裡的一群人，因為是過渡，所以不被討論。

當我們正要開始洋溢伸展的大學時代，也是一個過渡時代：剛要從聯考過渡到學測、剛要從以延畢為恥到以延畢為常態、大學生素質剛要從還沒那麼爛過渡到現在這樣爛、就業環境剛要急轉直下、經濟奇蹟的傲驕一輩還能享受天上掉下的成長指數而將來的草莓族還在讀國中、台灣政壇「變天」、921與911發生、電視新聞正開始不那麼講究字正腔圓（以及報導品質）的時代。千禧年的前後，大家都在檢討「前一代怎麼了」、張望「後一代會怎樣」，然後眼前剛長大的我們這一代也許只好就叫過渡。

而我們也確實乖乖的，像是努力要跟上上一代既得利益者腳步的、輩份最小的、並且已來不及分到一杯羹的小跟班。早已趕不上享受、卻也還沒至於能放棄和反叛。同時也像是直到民國七十五年還經歷了末代「請說國語運動」那樣，披上了保守意識與反抗意識之間曖昧不清的混搭風。

在這樣的過渡時期裡，在台中與台北之間，伴隨著話語經驗的逐漸解離，我想，我離開家裡之後所學會的一件事，就是東張西望，然後討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