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扭曲的自由

如果百十年後的有志者，無論是對我們這些先輩之殘存念想仍然揮之不去的台灣遺民、或只是單純好事的學究，當他們回顧歷史來為台灣撰寫墓誌銘時，那麼2012年會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2012年是這樣的一年：原先那些在茶餘飯後、網路論域間煞有其事地描繪爭論、並被多數人嗤之以鼻的諸多不值一哂的陰謀論，突然間都畫貓成虎、令人錯愕且紮紮實實地成為現實的一年。


⊙扭曲的自由

這一年，以「自由」之名，台灣社會進行了一連串史無前例大規模的自我犧牲與自我閹割。

在「全球化」的大纛下，人們信奉自由市場以及成長指標。為此，把傳統上穩定並整合社會的機制視為障礙，例如：把守勞工權益、公平經濟、環境安全與食品健康的機制等等，將之加以系統性地敲碎碾平。所有這些社會功能的消失，其所釋出的權力真空的無障礙空間，就被視為「『自由』市場」。

在這個以「經濟競爭力」為名的「自由」的投資空間裡，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當作玩創造利潤的遊戲的籌碼：工時、薪資、稅率優惠、政府預算、農地、都更區、海灣、打藥的牛、甚至面對可能的核能危機時的身家安危......等等。

這種競爭力以公民的福祉為名，所創造出來的，不是就業機會與社會發展，反而只有鋪天蓋地進行「垂直併購」的快樂市場。而垂直併購所誕生的結果，就是新的權力，有別於政權、軍警權這種「硬性權力」，它是鑽入了「社會」的根底、垂直感染了整個社會機制、並且不受公民制約的「軟性權力」。這幾天，這種權力最好的展現之一，就是某電視台「消失的40秒」之「密室殺人事件」，毀屍滅跡的手法還是貼心地替你裹上消費的糖衣，光鮮討喜又不沾腥味。

伴隨著公民權力被秒殺，我們的「社會」功能便被閹割、並且乖乖地依照「退場機制」而GG了，因為它沒「競爭力」。我們的島上彷彿只剩下披上各種面紗的企業與財團，而政府機關變成了它們的公關部和法律顧問。公民的社會福祉，不知何時開始被轉移成「企業的社會責任」這種無關痛癢、由財團各自認養、而也不必太過認真的議題，與其說與你家的幸福與保障相關，毋寧說是更屬於企業形象之公關行銷的問題，和慈善活動已相去無幾。連大型的宗教社福團體，也有樣學樣地講求個形象行銷；只是臉一翻，還是會不顧環評、與民爭地。

「社會民生問題」被「市場問題」所綁架，教育、文化、醫療、環境資源等「社會」議題，無一不被放到「產業」的觀察框架來思考，然後被BOT化。而「市場問題」卻又被「自由經濟」的意識型態所套牢。

根據那個一百多年前的理論，在自由經濟裡大家都有機會，這叫「起跑點式的平等」；隨即每個人依照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作為遊戲規則，各自賺了錢，社會自然就會豐足穩定、鳥語花香了。但看看當前21世紀的現實，最後是誰有本錢玩得起這場只是名義上叫做「『自由』市場」的遊戲？這個掃蕩一切社會機制後所清理出的「起跑點」，最後實質上是為誰而準備的？

在家裡平心靜氣，去問牆壁，它都知道，當然是大財團或跨國財團，而不作它想。但每當面對重大的公共議題時，我們的腦袋卻往往又會鬼上身似地忘了這一點，放棄公民權力的主張，反而去為財團的觀點代言、並期待他們能分我們一杯羹。因為我們擺脫不了自認為屬於財團網絡中的一顆小螺絲釘的想法：領他們薪水上班的叫「職員」、替他們耕田種地的叫「契約農戶」、等著他們發配職缺的叫「求職者」、像以前洞房裡心裡碰碰跳盼著老闆良人來揭頭紗的小新娘便叫「學生」......等等，反正我們不認為自己是有政治權力的「公民」。這在一個民主國家裡，其實是很奇怪的想法，雖然現實即是如此。

我們的生計與社會福利，在我們表態放棄權力、有奶便是娘的「認祖歸宗」的情況下（無論是有意或無意間），實際上就變成財團當家作主——我們的社會早就經歷了一場無聲的政變。看看，作為一個公民，我們的意見與手中的選票，在上述議題中還剩下多少插手的餘地？（這篇文章的作者、以及可能會同意文章某些觀點的讀者們、以及平時在FB上關切嚴肅社會議題與社會運動的朋友們，我們的意見通常被主流社會與媒體歸類為邊緣的「網友的言論」。）我們的民主機制早已被架空了，被我們自己。

台灣民主社會的公民權力的架空，隨之填補上的，依照全球化下地緣政治的觀點，當然就是隔壁那家暴發戶。在2012年全面發作的所謂「中國因素」，如果暫且不就意識型態間的爭論來看，是「全球化」系列問題的一個延伸。那是早先從90年代起，台灣的社會成本（例如就業機會、社福挹注）被兌換成資金的形式流入，所參與創造的規則更具「彈性」且規模無可比擬的自由市場。從台灣抽取出社會成本，所付出的代價是公民權力的喪失；而最後所填補上這權力真空的，便是在隔壁的自由市場上餵養出來的赤裸裸血淋淋的權力，讓它出於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惡意操控，能夠無障礙地伸入台灣。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些自我去勢，彷彿都是我們自願的。我們的社會時不時地流行這樣的想法：為了讓大家有更好的生活、將來有更多「選擇的權利」、「生活的自由」、「免於受困的自由」，我們願意一次又一次地犧牲某些自由與權益的底線，共同支持企業財團的擴張，以便能從那裡分配給我們一點保貴的、將來的自由，或是換取對岸隔壁家的權力分給我們一點市場的自由。所以自我去勢是一種長遠的「投資策略」。（要注意：支持企業發展是一回事，支持企業消耗公民權利與社會成本來擴張，又是另一回事。這個道理很簡單，但問題就在許多人不認為所消耗的東西會和他有關、且屬於他的權益與未來。）

為此，我們願意以工時權益、勞動權益、薪資權益、居住權益、健康權益、教育資源權益、公平權益、公共自然資源權益、媒體自由、言論自由，作為投資籌碼，來換取一個......蒼白的、不知所云的「自由」，不得已，只能在上面塗些金粉、妝點些煙火、籠統地叫它「經濟成長」或是「明天會更好」——但把上述那些權益與自由都抵押，我們連飯都不用吃了，哪還能有什麼別的權益與自由是我們想要換來的呢？

真可謂二十一世紀版本的「若為自由故，萬般皆可拋」。

以上述權益與自由為祭品，作為抵押社會成本所榨取出來的資金，召喚而來的卻是一種難以言喻、妙不可言的東西。那麼這便最適合用「行政院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來遙相呼應了。人民與政府，一個願挨、一個願打，這齣「無感的」國王新衣的雙簧戲，竟能搬演到如此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步。

推動社會發展的經濟動能在哪裡呢？就正是在那些被當作祭品犧牲的權益與自由裡。

除此之外，我們還剩下什麼自由呢？放眼所去，是「一個自由，各自表述」、每個人都是專家的自由：有立委說，媒體有權「斟酌取材」刪掉歌手的言論，才叫真正的「媒體自由」；有報老闆說，中國其實很「自由」；有很多民眾說，我們太「自由」了，社會會亂，連學生上台講話都不禮貌了。